气候危机之下，多边开发银行改革势在必行

当今世界，危机四伏。近年来，战争频仍，疾病肆虐，加之经济困境，严重危害人类福祉。其中，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之深，威胁着人类自身及其他无数物种的生存，最应引起我们的警醒。

解决气候问题迫在眉睫。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近警告称，未来十年，全球气温可能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1.5摄氏度；如不立即大规模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升温或将冲破1.5摄氏度这一阈值。我们可能正在陷入“厄运循环”，大量精力和资源都耗费在了应付气候变化的后果上，却忽视了引起气候变化的原因。随着气候影响日益恶化，这使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进程进一步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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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厄运成真，数十亿美元正在流向相关领域，但仍有数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资金从何而来？许多国家的公共债务高企，政策选择因此受限。此外，银行肯担保的项目不足，难以撬动私营部门的必要投资。

多边开发银行，包括由本人担任行长的亚洲开发银行（亚行），有能力提供急需资金和专门知识，推动气候工作快马加鞭。但敢作敢为的前提是，我们必须全面彻底地深化业务变革。依我之见，多边开发银行必须充分利用所掌握的大量资源，更快地行动起来，作出更大的努力。仅仅将气候行动置于发展议程的首位是不够的。气候危机要求作为发展界从业人员的我们极大地转变思维方式。

情况最为危急的当属亚太地区。除占全世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一半以上外，本地区变暖的速度高居世界之最，极易受到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影响。如果多边开发银行固守原有的业务模式不变，上述趋势势必将进一步升级。

为增加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攻坚战胜算的筹码，多边开发银行必须从三方面引入变革。首先，必须重新制定一些基本的业务原则，即转变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做法。无论是气候变化的代价，还是适应和减缓投资的收益，均不再局限于一国一域。故此，我们需要放眼全地区和全球，利用多边开发银行特有的跨政治辖区的召集和协调能力。

多项倡议的启动显示出我们正朝着正确方向迈进。以亚行的“能源转型机制”为例，该混合融资工具倡导多方合作，规模可不断拓展，旨在加速淘汰整个地区的燃煤电厂。机制由亚行牵头设立，汇聚不同捐资方和慈善机构的优惠资源，还包括开发金融机构和商业投资者提供的市场定价资金。

除此之外，还需再接再厉。增强贸易政策和协定的绿色属性，可减少贸易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包括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口塑料垃圾所产生的环境恶果。同样，如果贸易协定能更精准地对制造业碳排放进行定价，则有利于规避将“棕色”产业迁往环保法规相对薄弱的贫穷国家。另外，针对跨境碳定价机制，还有必要加强协调，力促制造业和能源生产更加绿色环保。

其次，多边开发银行必须大幅增加气候投资。二十国集团成员国表示，通过实施改革，提高资本管理效率，多边开发银行可增加数千亿美元的贷款，而无损于其AAA信用评级。

我认可提高现有资源使用效率的观点。目前，亚行正对本行的资本充足率框架进行审查，以期通过重新确定风险承受能力和优化资产负债表等方面的调整来增加贷款空间。这一步非常重要，但创新同样不可或缺，以达到释放更多资源和激励各方果断采取气候行动的双重目的。

为此，多边开发银行务必提升自身能力，进一步调动私营部门资金投向更广泛的气候项目规划，包括利用混合融资机制。多边开发银行应当发挥带头作用，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创新融资结构，鼓励在气候行动上加大跨境协作和公私合作。

另外，共担金融风险也能为气候相关投资释放额外资金，对此，可采取捐资方提供有条件担保的形式，而多边开发银行原本预留的违约风险准备金则可用于新增相应的资源。

多边开发银行还应进一步利用赠款等优惠资金，提高项目的可融资性。这一点对中等收入国家尤为重要，因为虽然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巨大，但本国的发展项目却通常无法获得软贷款。

最后，多边开发银行必须更有效和更高效。将全球和区域发展优先事项置于各行业务模式的核心，需要增强关于气候和各行各业的专门知识，并促进国家间的知识共享。多边开发银行既拥有私营部门的专家，也拥有公共部门的专家，但他们几乎都是各司其事。鉴于此，专家们需要携起手来，共同确定可再生能源等领域进行私人投资的障碍，并设计一套有利于释放下游投资的政策。

亚行即将实施的新运作模式将大刀阔斧地革新我们当前的架构，目的是减少“组织孤岛”，增加与气候和私营部门相关的工作。在我看来，这只是改革征途上迈出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所有多边开发银行都势在必行的一场改革，唯此才能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快速演变的挑战。

气候变化的规模之大，可能令我们感到无能为力。但如果我们果断地采取行动，是可以躲过厄运循环的。正如之前成功地应对其他全球危机一样，我相信这次多边开发银行依然能够迎难而上。唯有全力以赴，方能避免如此量级灾难的发生。

（作者系亚洲开发银行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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